仇和落马，和谁有仇

当一把手，不管是对老百姓还是对手下官员，仇和都很“仇”，变成副职后，他就变“和”了。可见，“仇与和”不是随着阅历改变而变的，而是与权力大小直接相关。

他是改革强人，是政坛能吏，是官场明星，也是落马的省委副书记。

他就是仇和。一个标签繁多的争议官员。

我所在报馆，先后三次报道他，有人甚至说其中一篇文章，把他推向了更高的政治舞台；我还去过沭阳县，这是仇和仕途的一个重要起点。

高官频频落马时，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是距离你极近的，近得让人一时半会接受不了。仇和的落马，就是如此。

因为近，不免有更多的感触。回头看仇和仕途的起落，正是中国特色政治的一个样本。

正职就折腾，副职就消停

观察仇和的仕途，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任沭阳县委书记，折腾；任宿迁市委书记，折腾；任江苏副省长，安静；昆明市委书记，折腾，云南副书记，又安静了。仇和名满天下的几次改革，都是在当一把手，担任副职时则相对消停。

媒体曾这么报道仇和担任县委书记时的反腐：仇和从外县调入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媒体还这么报道他的改革：任宿迁市委书记期间，他卖学校、卖医院，“一卖到底”。这就是中国现实中的一把手，虽然级别不高，但人权财权全部集中在一人手中，可以随意调配干部，还可以随意给经济发展定方向，几乎是全才。

当县委书记时，改革遇到争议，他说，“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当副省长时，太湖爆发蓝藻危机，水利厅一名副厅长的意见与他不一样，总结发言时仇和的态度却变了，采用了副厅长的说法，“你们才是这方面的专家，言必称‘请教’。”

当了昆明市委书记后，仇和又变强了，“只要50%同意，我就干了；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

当一把手，不管是对老百姓还是对手下官员，仇和都很“仇”，变成副职后，他就变“和”了。可见，仇和的“仇与和”不是随着阅历改变而变的，而是与权力大小直接相关。当一把手，权力大，想干就干，想怎么干怎么干，既不管支持的人是多是少，也不管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打着“为公改革”旗号的铁腕强人

仇和作为一个地方官，被广为人知与改革有关。无论是任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委书记还是昆明市委书记，他都不断在“改革”。

改革中的仇和，曾被身边的官员这么评价：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名官员回忆仇和强推的车拆惨状：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300多人，居民限时搬完。“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子昏了过去。”

2008年8月7日，时任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昆明市的一个城中村拆迁改造工程启动仪式上发言。仇和在各地主政期间，这样的拆迁改造不胜枚举。

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十分形象地再现了仇和强拆之狠：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仇和反问质疑者，“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段现场描述，和仇和自己的解释，淋漓尽致地把中国基层官员的霸道与蛮横以及权力的任性呈现出来了。

强硬地推行拆迁，和当下各处的“满城挖”、“一指无”、“耿拆拆”如出一辙。仇和说，他是为了城市发展和百姓长远利益。其他一众类似的官员，大多也是这个口吻。我很难相信，一个爱民的官员，可以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去侵犯他爱的人。

面对仇和这样“想对老百姓好”的官员，老百姓有时候真的很无奈，他说他要对你好，你不能拒绝，拒绝的后果可能是半夜被人拍黑砖、家门被人泼粪，或者半夜被一群闯进家门的蒙面大汉绑到上百里外的山里扔下。

如今那么多打着“改革标签”的官员落马，很好地回答了仇和“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的反问。不可否认，有的改革确实是为了民众的公共利益，但仇和本人的落马，多少能证明，有的真的是为了捞取个人仕途晋升的政治资本，有的则纯粹是为了给亲朋好友创造捞钱的机会。

骂声里步步高升的政坛能吏

一把手们，当然有人监督。谁？他们上级的一把手。一把手监督，才是中国最有效的监督。

仇和曾说，“我被一路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这话，我完全信。在前些年，不仅仇和如此，很多官员都是如此，在骂声里步步高升。

仇和强行扣除公务员工资的10%甚至20%修路，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炸了锅，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媒体还报道，为了治安好转，仇和给公安下指标，当地官员说，“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不少人。”

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非法夺取公民合法的收入，为了治安下指标错抓人，这都是赤裸裸的违法。可是，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仇和的个性，把违法当个性。

为什么他还能步步高升？因为骂他们的都是平头百姓或者一些官不大的人，而这些人的官帽是他的上级一把手发的，其他人再怎么看着不爽，也只能干着急。

仇和在昆明棕树营社区察看“出格”防盗笼。在他主政昆明期间，力主拆除居民防盗笼，引发民怨。

而且按当下的官员评价标准，仇和算是一个能人。他强拆，你反对，但几年后一座新城建成，上级领导来一看，很满意，至于你被强拆是否合法、强拆后补偿是否到位，都不能影响能官的政绩。这叫“瑕不掩瑜”，也叫“功大于过”。

这年头，只要打着“改革为公”的旗帜，犯点错误很容易被原谅。这可不是我拍脑袋胡乱总结出来的。有一年，我无意参加山西沁县一个大会，会上有官员就公开说，“对为了地方发展犯错的干部，我们要宽容。”

一旦这样的评价标准在官场成为明规则，胆子大的官员就容易在官群中脱颖而出。胆子大，不怕犯错，做事效率就高，成果也就来得快，政绩也就容易大，手里拿着尺子的上级官员，也就容易心生好感，犯错也能提拔就顺理成章。

善于自我包装的明星官员

或许有人要说，仇和的堕落可能是后期权力更大以后的事情。那么，我们在他权力不太大的时候，都对他做了什么呢？

把他的违法当个性，把明明老百姓也受损、官员也受害的事情，说成是“为公”。结果，权力不被监督，越来越任性。与此同时，他还成为高曝光度的明星官员。

仇和能成为明星官员，媒体功不可没。在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期间，有媒体的记者去宿迁采访前，他派宣传官员到广州事先沟通，了解记者想干什么。这恐怕是现在很多官员都做不到的。记者到宿迁后，他三次与记者面谈。一些看似争议的文章被允许刊登发表，一些试图更直接批评他的文章却胎死腹中。

成为明星官员后，仇和还被舆论称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据说，他保持每天必看40页书的习惯，熟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世界通史》。

尽管如此，“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仇和的这句话，却让我觉得他不是学者型官员，只能算是一个爱学习的“学习型官员”。

细看仇和的仕途和在各地施政的细节，不难看出，仇和是个有主意的人，认准之后不管手下谁反对，他都执意前行。因此，对于书本，他恐怕只是为自己推行个性强硬的施政方略寻找依据而已。